11月18日，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年会和“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影响”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在这场统战理论界的重要“神仙会”上，安七一、房宁、张献生等围绕“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影响”作了大会发言，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三位都讲了什么！
【观点】安七一：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山河、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西藏为例，仅“十二五”期间，国家就投资10亿余元对46项重点文物进行了维修保护，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藏戏、格萨尔史诗和藏医药浴法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重大文化工程对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我国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及其认同教育存在短板，使中华文化认同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通过实施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工程，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必须把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来抓。
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各级党委要增强责任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抓。要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目标任务、指标体系、工作举措、保障措施、考核评比、表彰奖励等内容，统一部署、统筹实施。地方党委、政府要加强工作机制建设，形成党委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统战民宗部门统筹协调、各部门密切配合、各族干部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要着力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干部队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各级干部中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民族自治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干部教育机构，要将民族团结进步内容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初任培训、任职培训的必修内容。在少数民族地区，要把懂不懂民族工作、会不会搞民族团结作为考察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大力培养和选拔使用掌握党的民族理论、熟悉民族工作、践行民族团结的干部。
坚持用法治保障民族团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运用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立法权，制定和完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相关法规、办法等，构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体系。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和矛盾，保证各族群众平等享受权利、平等履行义务。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破坏活动，依法查处损害中华文化认同、损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运用国际法的原则及其相关程序和规定，维护中国的文化主权。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文化工程，以史实为依据，通过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象征符号的再生产，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信等部门要鼓励和支持弘扬民族团结进步精神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广播电视节目以及出版物的创作生产和宣传推广。要加强教育基地、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少年宫、纪念馆的建设，把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作为重要展陈内容。要高度重视学校统编教材编写和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把“三个离不开”和“五个认同”的思想，深深植根于每个青少年心灵深处。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边境小康村建设、对口支援等一系列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举措，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以后，通过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加公平惠及各族人民。建立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为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创造社会条件，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观点】房宁：社会结构、身份政治新变化与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
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结构变化问题密不可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就提出著名论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认识当代中国的政治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是以社会结构变化及社会成员的政治身份为基础的。新中国建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结构及人们政治身份发生了历史性巨大变化，新社会结构与身份政治变化引起的政治参与成为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
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身份政治发生历史性变化
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身份政治，有两大认识体系，即阶级分析方法与阶层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上的社会结构与身份政治的认识体系，这一方法用人们与生产资料关系对“政治身份”进行界定。列宁的阶级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马克思主义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划定为社会结构的断层线，以此确定人们的政治身份。以阶级概念划分社会结构并将阶级斗争看作是引发相应政治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历史观。但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并不是历史常态，而是历史变革时期的特殊状态，如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
19世纪以来，人们在观察常态社会时，针对普遍性社会活动，进一步提出了阶层分析方法。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这一方法的代表。韦伯根据收入、权力和声望三个社会属性进行社会断层线的划分。从方法论角度看，这种方法比阶级分析方法更为复杂。阶级概念强调单一因素，即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关系确定政治身份。韦伯的理论更为细化，认为权力、收入和声望三个因素决定着政治身份。
阶级和阶层理论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掀起了数轮社会结构研究热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学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理论，他主要依据阶层理论，提出以三种资源，即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为基础的阶层划分方法。进而在此基础上再参考职业因素，将中国当代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十大阶层论”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社会关注和影响。
随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进程不断发展，我国学界逐渐认识到，无论阶级分析法还是阶层分析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解释人们社会行为的需要。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活动已经不再以阶级乃至阶层为行为基础了。这种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尤为显著。
我们以美国为例，以美国大选表现出的社会成员政治行为观察。2016年美国大选的初选阶段，民主党两位主要候选人希拉里和桑德斯被认为是两个极化的标志性人物，希拉里是美国统治精英的标志性人物。而桑德斯的竞选纲领公然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声称代表草根，代表下层。在人们一般印象里，希拉里支持者中有产者、高收入者、高级职业者居多，而桑德斯的无产者、低收入、下层职业的拥趸较多。但实际投票结果统计数据显示情况并非如此。以密西西比州为例，在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3-5万、5-10万、10-50万、50-100万等5个收入水平段上，希拉里和桑德斯的支持者的比例差都约为5%。也就是说，希拉里和桑德斯支持者在各个收入水平上呈现均匀分布，即他们两人支持者中并不存在“贫富差别”。到2016年大选的两党对决阶段，希拉里和特朗普支持者中也出现了同样情况。在人们一般印象里，特朗普是大资本家，但特朗普的支持者却主要是工人、农民、男人、白人、老人、福音派教徒。特朗普与希拉里在收入五等分中的五个群体中获得选票的比例是一样的。换言之，特朗普与希拉里的支持者中也没有呈现出贫富差别。这说明，现代美国社会中，人们的财富与政治观点已经不存在特定的相关性。阶级和阶层已经无法标识出人们的政治身份了。
现代政治身份：复合性社会主体
那么，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社会中，是什么标识着人们的政治身份，或者说社会的利益结构是如何变化的？研究发现，现代社会的政治身份是由复合型因素构成的，即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不再取决于某些单一的特定因素，而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由多重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
以美国社会为例，构成美国社会各种政治主体相关因素主要有种族、宗教、性别、年龄、教育、职业、收入、区域等八大原素。在八大元素中，权重最大的是种族因素。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两大阵营总统选举的最后得票统计显示，希拉里在非洲裔美国选民得票率方面高达89%，而特朗普仅为8%，特朗普在欧洲裔美国选民中的得票率却高达56%，种族在美国人民的政治身份上有着显著的标示性。此外即是宗教，在2016年特朗普全部得票中有54%来自福音派基督徒。在一定程度上，2016年特朗普是被白人和基督徒选进了白宫。
现代社会人们的政治身份受到复合因素的影响。这种情况不仅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亚洲，如印度，区别人们政治身份因素也是复合性的，主要是种姓、宗教和区域等三大因素。在菲律宾则是家族、宗教和地区等三大因素。
现代社会结构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小众化和弥散化特征。多元化是指社会结构不再像以往呈现简化趋势，而是日益复杂化；小众化是指社会中依然存在立场与态度比较一致的利益群体，但这类群体规模较小甚至很小。在这种趋势中，“关键少数”在特定政治活动中也能扮演重要角色。弥散化是指社会群体、利益集团的边界日益模糊，利益诉求与政治立场不同的群体间交集增加，不再是泾渭分明。
统战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在当代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即在多元化、小众化、弥散化的趋势之下，建筑在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必然会受到深刻影响，进而政权的组织构成、政党构成以及党政运作机制都必然随之受到深刻影响。对于我们党和国家而言，其社会基础已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党与政权的社会基础成分变得日益多元复杂，党和政府的政策走向、政策选择、政策效果又会在政权社会基础中引发多样、复杂的反应。
2010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从政治学角度进行了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选择是根据研究目的决定的。如果说，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是从“生理学”视角出发，那么政治学研究社会结构则是从“病理学”的视角切入。也就是说，政治学研究社会结构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维护社会和政权稳定为目标的。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化是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这一时代背景之下的。今天中国所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底色和背景都是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以此看历史、看现实、看世界，我们认识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决定着社会结构变化的性质与程度，而社会结构变化进而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否。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顺利地度过了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些国家则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政治动荡，甚至政权更迭。
为此，我们对于亚洲国家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研究又有一些新的规律性的发现，并对西方主流政治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研究发现，在亚洲国家及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出现了政治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其中包括：伊朗、韩国、泰国、印尼、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这些政治动荡，即所谓“民主化运动”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变化。具体而言，这些政治动荡以及政权更迭的内在机制都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最终引发了政治变迁。这些所谓新兴社会群体，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新兴社会群体或集团。这些群体与集团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参与在一定的情况下，如未能获得吸纳，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政权更迭，这是所有第三世界“民主化”背后的基本动因与内在机制。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即在普遍出现政治动荡的情况下，不同国家却有不同结果。一些国家经历动荡，保留了工业化的成果，甚至最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韩国；而一些国家在动荡中沦为了“失败国家”，丧失了工业化成果，如菲律宾。为什么同样的社会动荡却有不同后果？通过研究发现，城市化率是其中关键因素，凡城市化率达到65%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最终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而城市化率达不到65%的国家则因社会动荡而出现政治衰变，甚至导致工业化夭折。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最为关键时期。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平稳转型的核心要素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并成为社会主体。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纳入两步走战略。从十九大到二十大，规划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4%，超过经济增速，从而把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从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到本世纪中叶，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达到70%左右。从城市化角度看，目前我国同等国民待遇意义上的城镇化率约为50%，如果今后每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到2035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5%。如果今后每两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到205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5%。因此，十九大提出：行百里路者半九十。今后15年到30年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最重要最关键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呈现出“三老三新”六大社会群体结构。“三老”是指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在乡农民；“三新”是指私营企业主、城市白领和农民工，他们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三大社会群体。
从政治稳定和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总体是稳定的。所有社会群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较高认同度，但是具体情况并不一样。
企业家群体在六大群体中的分化度最高，既有世界五百强、中国五百强，又有中小微企业，占总数的80%以上。这个群体中，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家阶层倾向于保守，更加认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我国社会中对政策及体制较为不满的是中小微企业家群体，网络吐槽、舆情和群体事件，很多都是由这些群体参与其中。这一群体集中于大中城市，工作、生活压力大，对政策及治理环境比较敏感。
农民工群体在改革开放中从乡下到城里，实现了命运改变，总体得益于并拥护改革开放。现在问题是农民工二代，对城市管理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二代农民工已经离乡，已经不会再回到故乡去了。农民工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蓄水池、蓄电池，但二代农民工如果不能融入城市，最终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就会变为未来很大的社会问题。
白领阶层也分为两大阶层，即白领与“灰领”。“灰领”是白领阶层中的下层群体。这个群体的问题比较大，特别是在经济波动和经济下行的时候，很多白领会下降为“灰领”。这个阶层是对社会较为不满的群体。
在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我们党的统战工作面临着新挑战，必然要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势实现调整与提高，统战工作也要与时俱进。
根据对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实况，以及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规律性研究及发现。我们认为，当前和未来我国统战工作的重点应向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三大新兴社会群体转移，即重点关注“三新”社会群体——私营企业主、农民工和城市白领。在私营企业主中重点关注中小微企业主，在农民工中重点关注“二代农民工”，在城市白领中重点关注低层白领，即所谓“灰领”。要认真细致地了解掌握他们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和思想状态，了解他们的群体意识以及组织水平，了解、关心和回应他们的诉求，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党的统战工作要把这三大群体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者的积极作用。
【观点】张献生：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与新时代凝聚政治共识
凝聚政治共识作为社会各方面成员在事关政治目标、政治方向、政治原则问题上形成的一致性，是统一战线建立、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重要法宝作用的核心要素。进入新时代，社会多样性深入发展，对统一战线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地凝聚政治共识，就成为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和力量必须着力破解的重要课题。
凝聚政治共识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发挥重要法宝作用的基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多样性发展，无论是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还是社会结构、利益格局、职业构成等都更加多样，整个社会呈现出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总体构成不变基础上不同社会群体不断分化组合、新陈代谢的复杂情况。统一战线作为社会各方面成员的政治共同体，要在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发挥优势作用，就必须把凝聚政治共识作为重要责任和根本要求。
凝聚政治共识是新时代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统一战线建立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之上，没有政治共识，就没有不同的阶级、政党、民族、团体和社会各方面成员的团结和联合，就没有人心争取和力量汇聚。新时代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直接导致统一战线成员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的深刻变化，使不同地位、不同体制、不同职业的社会成员都具有不同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如果不能使他们在基本和相关政治问题上形成共识，统一战线就难以巩固和发展。
凝聚政治共识是坚持和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它寓于同党外人士的民主协商之中，其核心要素和基本方式就是凝聚和形成政治共识。新时代统一战线中，无论是劳动者、建设者，还是爱国者，都包含着不同的正在发展变化的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都具有与自身社会地位和职业相应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只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层次和各个方面形成政治共识，才能赞同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才能真正把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落到实处。
凝聚政治共识是统一战线服务党的目标任务的必然要求。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主要是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服务。统一战线不仅要在坚持以人民为主体、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合力、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有效治理等问题上，不断凝聚、增进和扩大政治共识，而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个方面，也要凝聚相应的政治共识，才能使凝心聚力的重要法宝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凝聚政治共识是统一战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要着眼坚持和完善这个转化的前提，在坚持和完善什么、如何坚持和完善上形成政治共识；就要着眼提高制度执行力这个转化的关键，在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加强对制度执行的民主监督上形成政治共识，切实克服制度成为“稻草人”“橡皮筋”的现象；就要着眼治理能力建设这个转化的要旨，在统战工作制度创新、巩固发展大统战工作格局、锻造政治、业务、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上形成政治共识，形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新时代凝聚政治共识面临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新时代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多样性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导下多元的改革发展态势和格局；作为政治生活主题的人民内部矛盾与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相互交织，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深入展开；中外不同思想观念汇聚、碰撞、交锋、相融，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特别是敌对势力渗透为社会多元思想观念增添了负面和破坏因素。这些既是新时代凝聚政治共识的新情况新问题，也构成了凝聚政治共识的新特点和新要求。
社会成员发展的广泛性，必须最大限度凝聚政治共识。新时代社会成员的多样性发展，使统一战线成员构成更加广泛多样，要求统一战线凝聚政治共识，必须“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以实现最大范围的团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形成共同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社会成员构成的多样性，必须立体多维凝聚政治共识。统一战线中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五大工作领域，思想认识具有不同特点和明显差异。统战工作十二种对象中，其思想认识都具有不同的地域、身份和职业特点。统一战线中工人与农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国家公务人员、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差异性扩大。因此，新时代凝聚政治共识不能单一化、简单化、平面化，必须立体、分层、多维，从根本上克服“人多力量不大、智广政策难优”的现象。
社会成员面临环境的复杂性，必须坚持底线凝聚政治共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国际敌对势力渗透加剧，国内各种思潮活跃，一些别有用心、似是而非的思想政治观点以多种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统一战线中各方面社会成员都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这就要求凝聚政治共识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性，既要着力增强一致性，又不能搞“清一色”；既要充分包容多样性，又要坚持社会主义主导性；特别是对那些违背思想政治基础的错误思想政治观点，不能迁就，不能退让，而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批评和斗争，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
社会成员思想认识的反复性，必须久久为功凝聚政治共识。政治问题有一个在实践中确立、发展和检验的过程，这就导致一些重大政治问题贯穿于不同社会发展时期，始终是凝聚统一战线成员政治共识的基本问题。对重大政治问题的认识，涉及世界观的转变，也有一个不断认识、长期认识和反复认识的过程。新时代凝聚政治共识，不能急躁简单，更不能一劳永逸，而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遵循社会成员思想认识的特点和规律，春风化雨，循序渐进；坚持用党的先进性引领，不断凝聚和增进政治共识。
新时代凝聚政治共识的主要路径和着力重点
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必须把凝聚政治共识作为统一战线强基固本、凝心聚魂工程，作为坚持和实现党的领导的核心要素，作为发挥重要法宝作用的重要基础，运用各种资源，明确主要路径，把握着力重点，全方位、多维度地推进和展开。
要把凝聚政治共识蕴含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之中。凝聚政治共识，是体现和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共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治共识。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略，坚持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体现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要把凝聚政治共识贯穿到统一战线履行各项职能之中。凝聚政治共识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职能。要着眼凝心聚力增进政治共识，在事关道路、制度、旗帜、方向等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和步调；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的中心环节，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要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为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厚植政治和社会基础。
要把凝聚政治共识落实到党外代表人士的教育培训之中。党外代表人士是统一战线的骨干，也是凝聚政治共识的主体。政治共识的凝聚和形成，既要靠党的政治主张的正确，还要靠党外人士政治素质的提高。要把提高政治素质、增进政治共识，作为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核心任务，贯彻落实到各项科研、教学和各种形式的学习实践活动之中。
要把凝聚政治共识寓于照顾同盟者利益之中。物质利益是支配思想意识的基本动因。照顾同盟者利益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新时代凝聚政治共识，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照顾同盟者利益的政治意义和政治作用，不能单纯从物质和经济层面去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关心体贴、解决困难、增进感情上，而要赋予凝聚和增进政治共识的意蕴，起到共同前进的作用，实现从物质照顾到精神升华。
要把凝聚政治共识体现到统一战线的自我教育之中。凝聚政治共识是一个从他觉到共觉的过程，起关键和决定因素的是自觉。自我教育是思想政治上的自我学习、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能够形成对相关政治问题不同程度的自觉，对凝聚形成政治共识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要鼓励支持统一战线成员发扬自我教育传统，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环境新成员的特点要求，使自我教育在提高思想认识、增进政治共识中发挥更大作用。
（来源：统战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