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湾省公费生的心路历程

洪瑶楹

洪瑶楹荣获建国70年纪念章

1928年3月我出生在台湾，时值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时期，尝尽被外国入侵者统治的滋味。1945年5月，正在台湾台中一中读书的我，因下中国象棋，被日本老师痛打，受到“训诫”处分。同年6月，又因没有给日本警察敬礼，被连打带踢捆绑拘留。此类对台湾人的歧视屡见不鲜，使我深深感受到做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的屈辱。“我是中国人”的强烈民族感刻印在了心中，从此便盼望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全岛顿时沸腾，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烧香祭祖，告慰先人，庆祝台湾回归祖国。但到台湾的国民党党政军官员，以接收大员自居，仍视台湾人为二等国民。他们贪污霸女，殴打百姓，无恶不作，民怨民愤，日积月累，台湾人光复时回归祖国的热情被冷酷的现实浇得心寒。虽然我对国民党当局也大失所望，但总觉得盼望多年的祖国不会都是这样，很想到祖国大陆看一看。

1948年洪瑶楹20岁，浙江大学三年级学生（摄于杭州市）

1946年6月20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发布公告，要考选100名台湾省公费生到大陆各大学就学。已在台中农林专门学校读书的我马上报名并考取了这批公费生的资格。1946年11月时年18岁的我，负笈浙江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来到祖国大陆杭州。政治思想一张白纸的我，一个月后就遇到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事件。出于正义感，我参加了浙大学生会组织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抗议美军暴行。

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调兵赴台，残酷镇压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这件事使我彻底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决心反对国民党，要为台湾人民报仇。我们几个台湾省公费生在浙大校本部壁报栏粘贴有关“二·二八”的油印材料，向同学们说明事件真相，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当时国共两党的内战已全面爆发，1947年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在学生运动中，我认识到在祖国大陆有一股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力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学生运动启蒙了我的政治思想，使我从感情上倾向共产党，从此后虽积极参加了历次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但对中国共产党还是不甚了解。

1948年，有个同学塞给我一本有些磨旧的小册子，要我偷着看。晚上熄灯后，我躺在宿舍床上，蒙上被子，用手电筒一口气看完了陈云同志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从此，我的政治思想更加明确，人生观开始发生质的变化。由于局势的动荡，1949年初台湾省政府教育厅要我们公费生回台湾转读台湾大学，来大陆各大学读书的近百名台湾省公费生有一部分同学回去了。当时经过几年学生运动的熏陶，我的人生观已确立，政治思想已明确，决定留下来，迎接解放，参加革命。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不久，我在杭州市青年干部学校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党史和社会发展史对我的影响最大。我的政治思想和人生观发生了质的飞跃，决心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1949年8月，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了打回老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台湾，1949年9月1日，我投笔从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台湾干部训练班(后扩编为训练团)的一名学员。1950年1月18日，22岁的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民族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走上了革命大道。1951年，我在华东军区工作，1953年调广州某部工作，多次荣立战功。这一阶段，我心情舒畅，工作积极，一心要为早日解放台湾尽自己的一切力量。

1973年45岁，于国营五大连池农场查看小麦生长情况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台湾人的我被重点隔离审查了10个月。我为反对国民党而参加革命，却因台湾未解放无法查清历史，而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真是天大的冤枉。1957年，反右斗争紧接着展开，我被打成“中右分子”。这些突如其来的冲击给我极大的震动，虽然很伤心，但我相信党会给我清白。我已确立了人生观，认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强大的新中国，一心要走革命道路的我，对中国共产党仍然充满感情，对自已所选择的革命道路深信不疑。1958年，我转业到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系统，从部队到地方，从最南方的广州到最北方的赵光农场，从繁华的大城市到人烟稀少的“北大荒”，由军官下放为农业工人。加上冬季零下三十七八度的酷寒，特别是政治上不被信任，工作上不被重用，都令我悲观失望。由于意识到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只有台湾解放，自己的历史才能澄清，因此，决心集中精力钻研农业技术做出成绩，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960年，作为农业技术员，我把科学实验转到大面积机械化施肥方面来。我跑遍了农场百万亩耕地的每个角落，查阅了180多个地号档案，记下厚厚3本技术资料。经过3年努力，总结出一套“大面积机械化施肥方法”，每年可为国家增产粮食2000万斤以上，当年就被农场采用推广。黑龙江省的冬季是漫长的，而春播季节却十分短暂。根据这个气候特点，我大胆地提出秋季施肥的设想。从1963年秋季开始，经过4年小区试验和大面积生产试验，终于在黑龙江省内首次证明了秋季施肥不仅可行而且效果不错，为大面积机械化春播抢农时和深施肥以增加肥效闯出了一条新路。这两项科研成果，几十年来已被推广到全省各国营农场，成为常规措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受到更大的冲击，被关进“牛棚”一年，遭受到不少痛苦。在批斗我的大会上，オ知道自己是“中右分子”，档案上记有“历史不清”、“有海外关系”、“特嫌”、“内控”等极“莫须有”之词，听到这些，我顿时控制不住感情，泪流满面。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清除了“左”的错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又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光明大道。1981年9月28日，党中央下发《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即中共中央(1981)38号文件。这是党对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的纲领性政策文件。其中明确指出“党对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的基本政策是:一视同仁，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背了20多年的沉重政治包袱卸掉了。不用等到台湾解放，就在那时，我获得了政治上的再解放。

1978年，我被提升为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农业处副处长。北安农管局下辖15个国营农场，耕地面积450万亩，所处面积相当于台湾全省总面积，各农场分布在黑龙江省北部边疆与苏联(今俄罗斯)隔江相望。我每年都要用150天以上的时间来往于各农场间，指导生产，检查工作。这期间我发表了10多篇科技论文，获得北安农管局科技一等奖、黑龙江省农业区划优秀成果奖、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科技二等奖。1973年至1980年连续8年被评为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机关先进工作者、模范工作者，1979年至1980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82年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系统晋升为首批高级农艺师。在“北大荒”从事农业生产的23年间，我为能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机械化现代大农业感到兴奋。

1994年3月，洪瑶楹受中华全国台湾联谊会委托，作为团长率大陆台胞访日团出席日本东京崇正公会的照片（时年66岁，摄于日本东京）

1982年11月黑龙江省台联成立，我被选为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共中央(1981)38号文件指示:“对台湾同胞中的冤假错案，要逐人复查，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纠正，含冤致死的昭雪……”根据这个精神，我首先积极协助省有关部门解決老台胞中大量存在的冤假错案，卸掉了他们所背负的各种政治包袱。1994年3月，受全国台联委托，我作为团长率大陆台胞访日团出席日本东京崇正公会第28届会员大会。这届大会台湾当局的“团长”是台当局“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林金茎，他也是首批台湾省公费生，就读复旦大学，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回台湾转读台湾大学，而我留在大陆参加革命。两人各走不同政治道路，从未再见过面。过去的各届大会，我方与台湾当局各讲各的话，各喝各的酒，互不往来。这届大会因有台湾省公费生同学这一层关系，我与他握手叙旧，交换名片，互送礼品，合影留念，使大会气氛变得十分热烈。全日本崇正总会会长、国民党侨委邱添寿上台激动地大声说:“今天看到大陆的洪瑶楹团长和林金茎代表热烈握手叙旧，两岸统一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最好是明天就统一。”大会上的热烈气氛也影响到不同政治倾向的台湾留日各社团，促进了彼此的往来。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这届大会“取得了两个突破”，高度肯定了我们的成功访日。在黑龙江省台联15年工作期间，作为地方台联，主要是使乡亲们感受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增强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完成别人无法替代的历史使命。这期间我曾被选为全国台联第二、三、四届理事会理事，黑龙江省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六、七届常委，黑龙江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常委，黑龙江省政协祖国统一华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6年4月，68岁的我，光荣离休。

悠悠70余载春秋，当年风华正茂的学子，台湾省首批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远离闾里，飘游他乡，一路走来，如今已是九旬老者。回首往昔，感慨万端，每当风清月白，倍念故里，隔海遥望台湾家园，游子寸心，依依眷恋于怀!数十年来，国内外形势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东亚病夫”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共两党关系“相逢一笑泯恩仇”，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对台基本方针也由武力解放但不放弃和平争取，调整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综观海峡两岸历史的演变，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仍然任重道远。我坚信只要能紧紧抓住台湾民心，唤醒台湾人民1945年光复时举岛欢庆回归祖国怀抱的血浓于水的热烈民族情怀，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必将实现。